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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滩曾有那么一群金融家,用资本助推进步文学

点击: 4986 时间:2019-10-29 11:07:23 作者:河沥新闻网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融资喜迎“红色保险领军人物”

谢寿田是清末民初教育家谢家山的第三个儿子。1926年,他从家乡余姚诚信商学院毕业,来到上海学习。因为他的父亲在上海贸易银行当秘书,“吃金融餐”,成年后,他先是在民信银行当实习生,然后搬到天一保险公司当总会计师,从而开始了“保险人生”。

这时,日本的入侵已经从东北蔓延到全国。怀着“国家兴亡,老百姓有责任”的纯洁心灵,在上海保险行业协会主席胡永奇的介绍下,谢寿田结识了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地下委员会领导的“康复会”。作为一个诞生于“孤岛时期”的红色出版组织,“复兴会”致力于复兴中国,以推动进步书籍的出版和开展抗日救国宣传为己任。其办公室地址位于总统新闻出版商胡愈之的家中。

胡愈之偶然读到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向世界讲述中国红军和苏联地区的真实经历。他立即做出了决定,决定找个人把它翻译成中文,作为《福社》出版的第一本书。当然,最初的标题太显眼了。为了便于在沦陷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发行,改名为《红星照耀中国》。

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康复会”刚刚成立,资金不足。甚至买纸的钱也不够。出版如此敏感的书并不容易。此时,谢守田主动利用自己在金融业的人脉筹集资金,并迅速筹集到出版所需的“第一桶黄金”。此外,他还想出了一种预订图书的“众筹”方法,即图书价格设定为2.5元,预订只需支付1元,并会发放预订凭证,图书出版后,读者在收到凭证后即可享受1.5元的优惠待遇。《红星照耀中国》一出版,《洛阳纸贵》就重印了一版,不到一年就连续印了四版。受这本书的启发,一大批进步青年踏上了延安的革命之旅。

同样,鲁迅的全集,600万字,20卷巨著,在谢守田积极集资下,于1938年在上海的“孤岛”奇迹般地完成。这对弘扬鲁迅思想,激励全国抗日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巨大的影响。

卢沟桥事件爆发时,谢守田的宿舍曾经是“婚礼”。他和保险业进步人士讨论了建立上海保险业余协会的重大计划,该协会将作为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掩盖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秘密活动的平台。在天一保险公司,谢守田借此机会与公司同事共进晚餐,不失时机地“传道解惑”。于是,一群有远大理想的年轻人团结起来,成为“宝莲”成立后的中坚力量。同时,他创办了月刊《保廉》,主要宣传政治、经济和时事形势,激发保险工作者的爱国热情,并利用个人积蓄为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日报翻译提供资金支持,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文章得以出版。

经历了抗日救国运动的磨练,谢守田于1941年2月实现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上海市委张志毅委托谢守田创办《经济周刊》。作为一名出版商和编辑委员会成员,他聚集了党内党外的进步学者,使杂志丰富多彩,吸引了工商界和金融界的注意。周报还牵头组织“上海经济组织协会”,吸引海内外少数民族商人和经济学家前来,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开辟了新的战线。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当局警告并下令停刊《经济周刊》,因为它揭露了国民党的财经内幕,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和解放战争的进展细节。直到上海解放后,它才得以恢复出版。

在上海破晓前夕,周恩来和任比什致电香港,并“点名”谢守田,谢守田已经秘密赴港工作,他“先”回到黄浦江,任命他为上海军事管理委员会财务司副司长。利用他们了解上海金融形势的专业知识,他们负责接管国有资本和官僚资本银行。

鲁迅戏称其为“分配伊拉克铜钱”的“金融大亨”

鲁迅年轻时“有点皮肤”,喜欢给他的朋友起绰号。例如,文献学家钱宣彤被称为“四处爬行”,日本留学生邵智明被称为“熊”。银行家蒋易的绰号只是绍兴的一句闲话,“给伊拉克铜钱”(意思是“给他钱”)。

事实证明,渴望公共利益和正义的江宜芝有一句俗语。每当有危险和困难的事情发生时,他经常说,“给伊拉克钱”。一拳两响,他就许下了承诺。他充满了银行家的英雄主义、自信和忠诚。蒋以智“分配伊拉克铜钱”的名字不是空的。他早年创办的《浙江潮》是上世纪初浙江留日学生创办的期刊。听到这个消息后,他立即拿出100元作为杂志的开办费。他以自己的名义设立了“范姜草堂小学基金”,以父母的名义设立了杭州孤儿院教育基金,并设想捐款成立一个“国家学术团体”,奖励“丝绸织造研究作为一项特殊任务,享有良好声誉”...

蒋家做生意很好,名声很好。它占据了杭州丝绸工业的一半。蒋以智从小就努力学习。他和国学大师章太炎一起学习汉字、音韵和训诂。1902年,他去日本留学,专攻政治和经济,并开始学习金融。回到中国后,喝了外国墨水的江宜芝参与了浙江兴业银行的规划和成立,后来接替父亲担任该行董事。在操纵算盘经营银行的时候,蒋易特别擅长读书和藏书。他从不在饭后放下书。他和同事们一起磨练了道德知识,形成了严谨稳定的工作作风。

学术界谈论最多的故事是蒋以智和鲁迅的缘分。1909年初春,鲁迅和弟弟周作人在东京翻译出版了《海外小说集》。这是周氏兄弟一生中的第一次文学创作。这一举动得到了绍兴同乡姜义和的支持,他慷慨地捐了一笔印刷费。周作人的《唐智回忆录》有一篇题为《江宜芝》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听了印刷小说的翻译,他非常赞成,并愿意为这个项目作出贡献。因此,《海外小说集》的计划在几天后突然决定了第一套打印了1000份,第二套打印了500份。由于销售不佳,剩下的书存放在杭州的蒋光昌丝绸店和上海的书店。鲁迅一直对江主席遏制敌人的行为心存感激。两人交换了意见并保持联系。有些人进行评估。从1912年到1928年,鲁迅的日记中至少有42处提到蒋以智。1936年,鲁迅病重时,蒋以智参观了中国大陆的新农村,兴奋地说要为鲁迅举行一次纪念会,庆祝他的文学创作三十周年。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会议竟然是一次告别。追悼会当天,江宜芝寄出了一卷《永恒的文章》,还发现徐光平承诺资助出版《鲁迅全集》。

蒋以智还为图书馆等公益文化事业提供了更多帮助。他在别墅后面建了一座三层的图书馆,以司马相如的《汉代范姜篇》命名为“范姜草堂”。他珍藏了多年来买的15万册书。1940年,商务印书馆馆长张元济等人发起在上海建立联合图书馆。奄奄一息的姜义和仍然记得这件事,捐赠了5万元股票作为图书馆的创办费,并拿出了他收藏的34463本书。他向主持这件事的顾龙亭解释说:“旧书应该归还图书馆,供社会上从事这种知识的人使用。一个人的搜索是有限的,必须依靠相互伪造。因此,图书馆是收藏的目的地。”

《江浙财阀》为巴金创办了一家出版社来“调整位置”

上海的“超级红色网络”武康路不到1公里长,但名人故居不计其数。“江浙财阀”周作民和文学巨子巴金毗邻而居。20世纪40年代,深圳的物价飙升,人们苦苦挣扎。由于藏书缓慢和新书印刷投资巨大,巴金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和平明出版社无力支付“生活费”,面临财政困难。正是通过儒商周作民经营的晋城银行,这家出版社得以借款,就像它在长期干旱后能够渡过难关一样。

在业内被称为“金融胆大妄为者”的周作民说,虽然“金融”思维敏捷,但却是书香门第。周作民年轻时,他父亲在家乡淮安开办了一所学校学习。15岁时,在著名学者罗振宇的指导下,他转到东方文学馆学习。在导师的全力支持和保证下,周作民去日本深造。回到日本后,他在业余时间学习金融和经济学。经过多年在金融和经济领域寻找工作的经历,他变得越来越富有。1917年5月,他创立金城银行担任总经理。

在周作民的指挥和控制下,金城银行以50万元的实收资本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十年来,其净利润已超过1000万元。该行成立了四家银行,并与三家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中国内地银行联合发行钞票,成立了四家储蓄协会,并投资兴建了当年上海最高的建筑——国际酒店。其业务获得了巨大成功。

正是周作民的写作秘书、后来的著名诗人王新迪为巴金的“职位调整”牵线搭桥。因为他来自淮安,聪明、好学、有才华,所以周作民一直依赖他。在为老板起草文稿的同时,他还担任周作民创办的金城银行银行杂志《金生》的编辑。下班后,他教银行工作人员阅读英语,邀请文化名人讲课,建立图书馆和戏剧团队,并倡导在银行为贫困儿童设立奖学金。这是促进银行白领文化活动的“深度收费”。当时,王新迪也是信托部的副经理。他的办公室经常“与伟大的学者交谈,但没有丁白来来去去”。据一名资深记者称,战后,“他的金城银行信托管理处经常有一群上海知识分子谈论大局和文艺。如果有人遇到财务困难,给他一个提示,立即解决。”除了巴金的两家出版社外,曹新志的兴群出版社、张氏兄弟的明凯书店、郑振铎和李健吾的《文艺复兴》杂志、臧克家的《诗歌创作》和《新中国诗歌》杂志等。,都是由周作民在王新迪的领导下批准和资助的。

有一次,郑振铎向王新迪求助,说他找到了一套完整的《清代文集》,多达8900种,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本书。然而,《清代文集》对于普通人来说太贵了,难以承受。为了防止珍本图书在海外流失,晋城银行有望伸出援手。听了王新迪的报告后,周作民做出了迅速的决定,并慷慨地同意捐款帮助并购买了《清代文集》。周作民于1955年去世后,他的孩子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向故宫博物院捐赠了《清代文集》、374本古籍、5300册文物和1407件文物。

《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编原来是一名“平民银行家”

你知道吗?民国时期进步杂志《生活周刊》的第一任主编不是邹韬奋,而是银行家王志新。1923年,王志新得到浦东川沙同胞黄炎培的推荐,并得到菲律宾华侨的资助。他漂洋过海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银行业。由于他以前曾在银行当过学徒,所以在美国期间,他没有分心,日以继夜地工作,仅两年就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在回家的路上,他特地绕道欧洲国家检查银行业务,这为他后来的“曲线”金融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到中国后,王志新在上海商学院和中国职业学校担任“教师”,并于1925年10月成为《生活周刊》第一任主编。这本只卖三枚铜币的杂志原本计划被命名为“生活之路”,为了方便起见,改名为“生活”。当时,他把办刊的目标定为“以趣味(高雅品味和大众品味共享的事实)和价值(必须看到一个人从道德修养中获得了多少灵感)来暗示生活的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和推动社会进步”。直到第二年10月,应“中国合作社运动之父”薛周宪的邀请,王志新进入他主持的上海工商银行担任储蓄部主任。他不知所措,直到那时,他才把刊物总编辑的接力棒交给邹韬奋。

进入银行业后,王志信提出了利用合作贷款调整工商资金的想法,并致力于建设“民间银行”。他曾为《生活周刊》写道:“尽管谈论储蓄不容易,但没有理由因为害怕窒息而停止进食。如果你说中国人很穷,生产力很弱,你应该提高储蓄,集中资本来提高生产力。如果你说中国没有很多类似的储蓄机构,你应该促进储蓄,鼓励储蓄机构的增加和改进。”1931年,我国最早的储蓄银行之一——新华商业储蓄银行进行了重组。王志新被正式任命为总经理。他“以新精神延续旧生活”,并通过“重组宣言”向公众宣布新华银行公开务实、造福社会的服务宗旨。重组年,新华银行扭亏为盈,资本规模逐步壮大,在普通百姓中赢得了良好声誉。

“9·18”事件后,全国掀起了一波抗日救国战争。王志深追随黄炎培和其他进步人士,致力于推动上海金融界和商界的运动,以拯救国家。他利用新华银行的资金借钱支持爱国和进步的经济活动。除了全力支持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之外,他还向生活书店(Life书店)贷款10万元,使书店能够出版进步书刊,渡过管理难关。结果,他成了间谍组织的“眼中钉”。有一次,他想飞往昆明出差,但被阻止在机场登机。生活书店也被禁止,因为它涉嫌接受共产党的补贴。长期与商场和官场周旋的王志新目睹了国家政府的腐败和衰落,不愿随波逐流,愤怒地辞去了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上海解放前夕,金融界陷入恐慌。一些银行家和他们的家人飞往国外。然而,王志新却无动于衷,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他接过指挥权,花时间保护银行资产,并对储户负责。1949年8月,上海市工商联合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王志新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指示,接管苏州河上海商会作为第一小组委员会。

(本文照片由作者提供,标题图片为谢守田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募集资金。)

总编辑:吴斌文本编辑:许云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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